先生介绍
邹思湘，男，生于1946年，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动物医学院院长。国家级重点规划教材《动物生物化学》主编，国家精品课程主持人，农业部优秀教师，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导师，江苏省高校教学名师。
邹老师在俄罗斯（阿芙乐尔巡洋舰）
日前，我们小组有幸在动物医学院副院长苗晋锋老师的帮助下，邀请到了邹思湘教授在他过去的办公室里接受了我们的采访。采访开始之前我们就感受到了邹教授为人的随和，他亲切地邀请我们坐在他的身边并说道：“不要称邹教授，邹老师就行。”又笑着补充道“叫邹爷爷更好！”顿时消去了我们的紧张感。紧接着邹老师又和我们聊起了我们的家乡，和蔼的样子让我们感到无比的放松，采访就在这个轻松和谐的气氛中徐徐进行。
起 航
邹老师是苏州人，高中就读于苏州中学，大学在南京大学读生物化学专业。苏州中学建国后就是全国首批二十四所重点中学之一，南京大学更是全国一流的高等学府，学术氛围浓郁，科研精神严谨，可见邹老师的学生时代是在何等优异的学习环境下成长。这个先决条件造就了他坚持不懈，认真严谨的学术精神。
回忆起在南京大学读书的经历，邹老师说，他印象最深的一幕，是迎新会上系主任王希贤教授在黑板上用力写了个大大的“DNA”，对一个刚刚踏进学术殿堂的懵懂青年学子无疑就像是点燃了一盏明灯，他由此走上了献身生命科学的“不归路”。 邹老师还特别提到了影响他学术生涯的两位老师。一位是当时还很年轻的植物学讲师，他带同学去郊区教学实习时“夸口”说，南京地区的植物都难不倒他。“果真这样吗？”同学们心里自然有些年轻人的好胜特质，“于是我们拿从别旮旯里搜集来的小草小花去‘考’老师，果然从未难住过那位老师。他能将其形态特征，生长条件，生物学功能甚至于拉丁文学名娓娓道来。”这样博学的老师让年少的邹老师十分佩服，在他后来自己成了老师的时候也一样严格要求自己练好基本功。邹老师常说：“给人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啊。”
邹老师的备课笔记
另一位老师讲课慢条斯理，出口成章，邹老师和我们形容道：“如果能记录下他的口述，回头一看，几乎就和教材一样。”一些在当时很敏感的学术问题，例如遗传学领域苏联学者米丘林的“环境论”和西方学者摩根的“基因学”之争也正是他在“走廊”里私下传授给学生的，极大地拓宽了学生的科学视野。
邹老师说：“不同于改革开放后大学校园内到处可见的‘莺歌燕舞’，我们那时思想相对禁锢。即便如此，我们当时年轻人的课余生活依然是丰富多彩的。”在当时他的同学中，邹老师算是比较贪玩的那一伙。“你们想，经常在宿舍读书的和喜欢到图书馆抢座的哪个会更认真些？”邹老师反问道。“不认真”的邹老师在大学的生活可谓相当丰富，他不仅积极参加合唱团、俄汉生化小词典的编辑等活动，还担任过团支部宣传委员、大学生校刊编辑和特约通讯员呢。
他们那个年代物资极度匮乏，经常饥肠辘辘，青少年普遍营养不良，个子都长得瘦瘦小小的，邹老师说，“什么体操呀，球类呀我都不行，翻跟头也翻不过去，所幸我将体重比较轻作为优势得以很好发挥，100米能跑到12秒左右，引体向上能做三四十个，于是体育老师手一挥‘过了！’，体育成绩就这样及格了。”
“那时大学生谈恋爱是不被允许的，一旦发现可能会找你去‘诫勉谈话’，偷偷犯规的同学也有，但是在大学期间谈恋爱‘终成眷属’的似乎不多。不仅因为青年学生心智尚不成熟，还有就是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限制。”邹老师无不遗憾地说道。接着我们问：“如果能够回到二十岁，您最想做的是什么？”。他笑着说：“那就谈个恋爱吧。”不过邹老师强调道，我们学生还是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学习上，不要把大好的青春年华浪费在花前月下。
扬 帆
邹老师1963年考入南京大学，1968年毕业参加工作。那时候谁也免不了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从而蹉跎时光，直到“文革”结束，邹老师将近十年的大好年华就这样溜走了。
1977年的某一天，邹老师从报纸上看到国务院的一个通知，全国十所重点大学的少数国家急需的重点专业招收1968年至1970年间的毕业生回学校“进修”，煞是喜出望外。所幸在最混乱的时候他也没有丢弃专业知识，还时不时悄悄拿起课本瞅上一眼。机会总是眷顾有心人的，通过严格考试和筛选，他在三届毕业生中脱颖而出，取得了仅有的十个名额之一，终于回到了母校，从此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一年后，党中央决定恢复南京农学院，将其从扬州迁回南京卫岗原址办学，学校急需引进教师。邹老师也正好在南大进修结束，虽然有几个去向可以选择，但又为家庭的安置所苦恼，此时韩正康教授亲自到南大去要人，学校给出的条件又正好解决了邹老师的燃眉之急，于是他如愿回归了自己的专业。
十年“浩劫”过后，刚复校的南农校园很是荒凉，校舍还尚未完全从占据的单位手中收回，邹老师他们只能住在简陋的防震棚里，但他们都毫无怨言。教学和科研条件同样十分艰苦，师生只得在临时搭建的芦席平房教室上课。
邹老师说，那时没有音响、投影、多媒体等今天看来平常的教学设备，为了让每一位学生都能看到听到，靠的就是老师的一支粉笔一张嘴，所有的教学内容必须熟记于心，一堂课下来留下的是满满一黑板的生化反应式。邹老师回忆说：“那时我们的教学实验室一无所有，我们实验室的那些瓶瓶罐罐，就是我和实验员用平板车一趟又一趟拉回来的。每一台仪器都是自己亲自去买，仪器从外地邮过来，寄到火车站的货运仓库，没有公交车，只能自己去拉。”邹老师提及当年的科研条件之简陋，半开玩笑地说：“那安装了永久瘤胃瘘管的水牛就在校园里到处溜达，几乎是复校初期南农的一道风景线，至今我们还怀念这个情景。”他还补充道：“在八十年代，一个国家基金只有几千、几万元，到九十年代才增加到十几万元，如今已是几十万、成百上千万元，设备和硬件设施完全可以媲美发达国家的一流实验室，国家政策支持力度很大，学术氛围也更加浓郁，比当年不知好到哪里去了！今天日子好了，仍然需要改革开放初期的那种奋斗精神。”
我们学校严谨的办学精神，过硬的科研能力都被邹老师所崇尚与践行。邹老师十分敬重学院里的前辈，他向我们板着手指列举了罗清生教授、韩正康教授、蔡宝祥教授、祝寿康教授、陈万芳教授以及已故的陈振旅教授、邹康南教授、戎耀方教授、杜念兴教授等十多位兽医界的大师，我们听到这些名字时都觉得如雷贯耳，大师们的成就和精神都令我们肃然起敬。邹老师说：“大师们博古通今，虚怀若谷，言传身教，使我得益匪浅，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后辈都有责任把优良的学风不懈的传承下去，学院发展到今天，不能忘记这些前辈奠定的坚实基础，饮水要思源啊。”
采访过程中，我们惊奇的得知，邹老师竟然是一位“本科学历”的教授。邹老师笑呵呵地说：“我是一个不是博士的博士生导师。”不过邹老师特别给我们指出，这是在当时百废待举，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领域人才需求“青黄不接”的特殊国情下的区别对待，现在这种情况就不会出现了。上世纪80年代他在美国伊利诺依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适逢动物生理生化研究室主任韩正康教授到访，美方系主任在接待晚宴上向韩主任建议让邹老师留下来攻读一个学位再回国。韩教授说：“我们希望他早点回去，学校刚刚恢复，有多少教学科研工作正在等着他呢。”既然领导委以重托，邹老师也觉得他应该服从大局，况且他自己也心系祖国动物生化学科发展，于是读学位的事就搁置了下来。
在回顾这段经历时，邹老师对于没有得到美国学位并不感到遗憾，在他看来，国家之利定要放在个人利益之前。我们也认为，没有学位也不能否认邹老师是动物生化大师这一事实。邹老师回国后立即投入到了紧张和繁忙的学科建设中去。在学校和院系领导大力鼓励支持下，在校内率先为畜牧兽医的研究生开出了高级生物化学理论课和实验课程，其他院系和省农科院的研究生也纷纷慕名而来选他的课，教室里常常座无虚席。他不负众望，兢兢业业，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将我们的动物生物化学教学科研团队带领到了国内同类学科的前列。“歌星有歌迷，影星有影迷，邹老师的生化课有课迷。”这句话在一代代动医学子中广为流传！
邹老师在意大利（比萨斜塔）
漂 泊
三十多年前，邹老师作为复校后学校选派的公费访问学者远赴美国进修。当年被选派出国是令人羡慕的再荣耀不过的事了。“飞机从上海虹桥机场起飞，回望地面灯火寥寥，黑黝黝的一片，经过约莫10个小时不眠飞行徐徐降落，只见前下方如一盘璀璨夺目的珍珠扑面而来，广播里说：‘美国旧金山到了。’”邹老师回忆说，“我被眼前的景象深深震撼了，心想什么时候我们的国家也会是这般模样？”对于国家某些方面暂时落后的现状的充分认识，更加使得邹老师坚定了要学好知识，建设祖国的信念。
邹老师他们这一拨改革开放早期选派的出国留学人员，无论是研究生还是访问学者，满怀豪情走出国门，立志把国外先进的知识、理念学到手、带回来，用于建设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动物科学实验室访学期间，邹老师师从世界知名的泌乳生物学家拉森教授以及赫尔利教授进行动物乳的生化组成、乳成分的合成与分泌以及乳的生物学功能研究，回国后在国内首先开辟了泌乳生物学和乳腺健康研究方向，还获得过5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此后他又两次到伊利诺伊大学进行访问研究，加起来共有三、四年之久，与美国同行建立了密切的学术联系和深厚友谊。赫尔利教授曾说：“我们实验室的大门永远对你敞开，任何时候都欢迎你来，有什么需要尽管开口，带回中国去开展你的工作。”在当时科研经费紧张、设备短缺的困难时期，对方支援的科研用品如试剂、抗体、电泳仪、书籍、资料尤显珍贵，发挥了重要作用。与他同期选派出国的这批留学人员归国后基本上都成了各院系的学术骨干、学科带头人或者进入了领导岗位，他们把带回来的新的知识和理念，结合到教学改革中，开设了大批新课程，构建了现代化的学科体系，建设起先进的研究平台，实现了教学科研与国际接轨，与国际知名大学科研院所建立了广泛的学术联系。我们问起邹老师：“您能不能用一个词语总结一下您在美国学习之余的生活？”邹老师说：“那可能就是‘孤独’吧”。那时没有互联网，家里也没有安装电话，即使有也付不起昂贵的国际长途费用。往返信件要几个星期，“家书抵万金”这一句诗词也在这个时候被邹老师真正的深刻的理解了。“刚寄出一封信，就要开始写第二封信了”邹老师说。在实验间隙他最爱去的就是附近的“亚洲图书馆”，因为那里可以读到华文报刊，以解乡愁。
其实他在美国每天的活动基本上就是“住地、实验室两点一线”。那时中国大陆的留学生和访问学者在美国大学校园里少得可怜，就像是“珍稀动物”，他们也没有宝马开，没有豪宅住，只有国家提供的每月四百美元的微薄生活费，但最早到实验室的是他们，最后离开实验室的还是他们。邹老师说：“我们大家幽默地把留学生活比作‘洋插队’，心无旁骛，就想着抓紧时间多学一点，把因为‘文革’失去的时间补回来。”美国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也就是通过他们这些刚刚走出国门的中国知识精英认识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奋发图强的精神面貌。
我们问邹老师：“你就没想过留在国外吗？”邹老师摇着头说：“从没有想过留在那里。在异国他乡，再好也是别人的地方，你无论如何都难以融入他们的社会，我想做的只是利用那里良好的科研条件，多学点什么，多做点什么，这样回家之后才有自己的用武之地。”“如今你从飞机上俯瞰入夜的祖国大地，也是灯火璀璨。”他不无感慨地说：“改革开放近四十年了，我们国家富有了，强大了！”
收 获
一谈到学生，邹老师就掩饰不了的喜上眉梢。他说：“世界上有一种‘不老药’，那就是当老师。成天和学生在一起，就青春永驻了。”
他和大多数教师一样，总是为自己的学生骄傲。已经说不清教过多少学生，但采访过程中，邹老师和我们谈起了他的一个很调皮的学生。给他安排好了实验，但是实验室往往找不到人，那个时候没有手机，所以只好在实验桌上给这位学生留条子，后来才知道，他经常夜深人静做实验，对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位曾让他好一阵担心毕不了业的学生又去外校读了博士。他的博士生导师还邀请邹老师参加这位同学的博士毕业答辩，表现很优秀。后来那位学生又去了美国当博士后，发表了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正如邹老师所说：“听话的学生往往是教师喜欢的，让人省心，而那些看起来调皮的学生往往能够打破常规，做出一些突破性的，甚至是开拓性的举动。”
在邹老师早期的研究生中还有一位学生非常努力刻苦，当时研究条件非常艰苦，为了做一个新生仔猪肠道被动免疫转移的实验，需要在小猪刚生下来的时候立刻将其与母猪分开，不给哺乳，并饲喂专门准备的抗体。每四十分钟要喂一次，同时还要采血分析，持续24个小时。这24小时人是不能睡觉的，而且有4窝猪（不同步出生哦），所以这个实验是相当有难度的。为了做好实验，这位学生和他的女朋友（同期研究生）就直接住在了猪圈里，几天几夜一直守着，最后实验做得非常成功。
邹老师在学校任职期间一直从事生化教学，在动物生物化学上的成就大家有目共睹。由邹老师主编的第4、5版《动物生物化学》是几乎所有学习兽医的学生的生化教材。这本教材完全颠覆了过去的格式，借鉴了国外的同类教材，引进了新的编写理念，从内容到结构进行改革，使其以全新的面目出现，可读性更强，学生更喜欢，而且跟兽医实际联系的更密切，受到了广泛好评。
邹老师主编的第四、五版《动物生物化学》教材封面
对于生物化学，邹老师告诉我们，生物化学是生命科学包括兽医科学的基础之一，既是“语言”，又是“工具”。现代兽医和传统兽医的区别就在于现代兽医要用生物化学的语言描述病因、病理机制，用生物化学的研究手段和工具解决兽医实践中的问题。所以邹老师建议现在的学生，学习生化时一定要下功夫，学上两遍也仅仅是入门，知道了什么叫生化而已，但是不要畏惧，要知难而进，只要联系实际，认真钻研，生化是很有趣味的一门课程。
夕 照
“人生彷佛是一次航行，夕阳西照，我也到了泊岸的时候了。”邹老师说：“退休是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退休意味着生活从此翻开了新的一页。”他说，每个人在岗位上时就要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努力工作，不但要对得起国家，对得起学生，更要对得起自己；到了该放下的时候就毅然决然放下，义无反顾。后者对不少人来说很不容易做到，但邹老师显然处理的很好，在退休前的三年里便开始“慢刹车”，最终十分自然的从工作岗位上适时退下来，并无不适应。因为他坚信，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
邹老师退休后仍然在为兽医学科贡献着自己的力量。他参与中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命题专家组的工作，《中国大百科全书》兽医科学动物生理生化分支的组织编写以及一些企业的咨询服务。看到已经退休的前辈仍旧在发挥自己的余热，我们又怎么能松懈呢，采访当即我们就暗暗发誓，也要为兽医奉献一生。
他说现在终于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了，除了含饴弄孙，旅游也是他和爱人退休后的爱好之一，东南亚，欧洲，宝岛台湾……,邹老师更多的将目光投向了国内外的山山水水和风土人情。另外，读了大半辈子专业书籍、论文，他仍旧保持着读书的好习惯，例如《百年孤独》、《平凡的世界》等优秀的小说他都有所品读并认真写下书评。他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他十分喜欢的一部小说，是近年来唯一一本不忍卒读的好书，并推荐给我们去看。和大多数时尚的退休老人一样，邹老师也喜欢玩微信、网购，他说“我们要跟上时代的步伐，不能掉队啊！”不过，他说退休后最开心的时候莫过于参加毕业同学回校的聚会了，看到昔日的同事、同学、学生欢聚一堂，总会忆起往昔的峥嵘岁月，觉得自己仿佛回到了当年。
采访结束的时候，我们希望邹老师说说他几十年教书生涯的感悟。他婉转地说：“如果还有机会选择自己的职业，那就再当一次老师吧。”国家如果是个花园，老师就是花园的园丁，园丁们含辛茹苦培育幼苗，不为其他，只为幼苗长成参天大树，只为祖国花园枝繁叶茂，邹老师用他的实际行动和深切感情书写了一个园丁的耕耘日志。告别时，他深切地寄语在校的同学们，“充实每一天，快乐每一天，有梦想，也有行动。”
我们衷心感谢邹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祝福邹老师幸福健康，阖家欢乐，万事如意。
邹老师与采访同学合影
邹老师的小说读后感
退休意味着有了更多的闲暇时间，可以弥补在繁忙工作时不得不放弃的许多兴趣爱好，比如看小说。我可能有30多年没有正儿八经地读过几部小说了，因此打算在尚未完全老眼昏花之前读一二十部小说，主要是中外现、当代小说，以填补这些时候来的缺憾。可能的话，再写几句评价，既有延缓大脑衰退的功效，也可与趣味相投的朋友分享。
1.《一座城池》韩寒*（中国）
从小说到杂文，年纪轻轻的韩寒已经是著作等身。《一座城池》出版于他26岁时，我是从他的作品中随机拿来的，因为有部改编的同名电影，可见其有代表性。小说中“我”、“健叔”因犯了点儿事（他们自己也拿不准到底是否杀了人）而逃亡到另一个城市，开始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幸而后来有个家境还算富裕的在校大学生王超加入了进来才稍为改变了他们的困境。不言而喻，展陈在他们眼前的社会生态是灰暗的------城市雾霾笼罩、河水污浊、噪声喧嚣、官员腐败、事故、火灾、爆炸、自杀、天灾人祸，此起彼伏。这里的人们猥琐、贪欲、冷漠、狡诈、连清纯的姑娘都如同珍稀动物一样难以寻觅。整个城市得了病似的令人窒息，无助、无望、迷茫，迷失，甚至前头刚显露出的一点微弱的亮光（可能为刚创办的免费游戏网站招来广告）也在骚乱暴民的洪流中被扑灭，仅剩下“我”和“永久妹妹”在恐怖的寒夜中互相偎依，即便那一点温存也与一般意义上的爱沾不上边。
《一座城池》实在是少年言愁。阅历尚浅的作者以娴熟老到又不乏犀利的笔触刻画出社会蜕变和转型过程中的这一切实属不简单。缺陷总是难免，也都不必苛求。不过，给比“我”仅长一岁的第二主人公取名“健叔”，怎么都显得老气横秋的，读来很不爽，除非作者是为了在表达某些思想时可以用来掩饰自己年少轻狂的刻意设计，至少我有这样的感觉。
刚开始读这书，觉得比较乏味，读了五分之一就搁在床头了。后来外出开会，在途中竟用3个多小时一口气读完剩下的五分之四。车到站了，合上书卷，取下眼镜，眼前是昏花一片。我拖着行李箱，随着人流步出车站，彷佛自己就是小说中的角色，走进了一座陌生陆离的城池。
*注：有指控，“韩寒其实是韩寒他爹或韩寒们”，但尚未证实。
2.《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墨西哥）
如同一个13岁的少年初次捧读《红楼梦》，既觉得错综复杂，混沌一片，又被情节深深吸引而不忍卒读。野蛮与文明、迷信与科学、战争与和平、人类与自然的博弈贯穿全书，以见证一个大家族的兴衰。原以为结局会是那个因乱伦而出生的“带猪尾巴的怪胎”最终担当起引领奥雷利亚诺·布恩迪亚这个百年家族再次崛起的重任，没料到竟被一群蚂蚁啃噬并搬去了蚁穴。真是悲催！
与该书作者比较，我们的曹雪芹如果活在当下也应是获得“诺奖”的有力竞争者（或与高鹗一起）。全书人物较多，且有三、四辈，外国人还有小辈取前辈同名以示纪念的习惯，一不小心就搞混了。此外，很欣赏本书的译者，北大70后青年教师范晔，其译文优美流畅，赞一个！
3.《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树（日本）
写抑郁症，性和自杀，不知道是写给谁看的，我更乐意推荐它作为心理医生的参考书。
4.《追风筝的人》卡勒德侯赛尼（美国）
到我这把年纪差不多也算阅尽人间沧桑了，本以为世上还能打动我的故事已经不多，而读它时却又让我数度热泪盈眶。小说以两个社会地位截然不同的阿富汗少年，阿米尔少爷和仆人哈桑的友谊及其家庭关系为主线，细腻又深刻地勾画了战乱和动荡中人间的温情、忠诚、悲欢、残忍和背叛的人性与救赎。读这样的作品，与当初读雨果的《悲惨世界》、曹禺的《雷雨》一样的令人心潮起伏，久久难以平静。是追风筝吗？不，在这里风筝隐含着真善美，应是每个人对人性最崇高价值的终生追寻。有些遗憾的是，故事中有一两处情节似乎交代不够清楚和自然，不过在我看来的小小瑕疵终究难掩作品的荡气回肠。读完后意犹未尽，我甚至还在想，假设阿米尔少爷之前并不知道哈桑原来还是他的同父异母兄弟，而仍然义无反顾地为从昔日的仇人手中拯救出仆人哈桑的儿子而去赴汤蹈火，不将给读者带来更强烈的心灵震撼吗？
5.《活着》余华（中国）
一部所谓的新现实主义小说，一个中国农民半个多世纪的“血泪史”。书中的主人公福贵比他的亲人都要幸运，他的女儿、妻子、儿子、女婿以至当年战火中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都先后不是因为天灾，就是缘于人祸离他而去，而他却幸存且苟活了下来，还在田头地边把一件件往事向作者平静地娓娓道来。福贵这个人物的命真是“硬”得很，他“克”死了身边所有的亲人，几乎集人间悲剧于其一身，留下自个儿形影相吊。这样独具匠心的安排除了是作者的“恩赐”想不出还能有别的解释。小说最受青睐的读者是还不谙世故的年轻人和不解中国国情的西方人，否则也不会有一个叫余华的名字如雷贯耳，也不会有一部叫《活着》的中国小说名噪世界媒体了。但作者缺乏对在苦难中人性的深度挖掘和剖析，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一些大事件把握不够准确，调侃不成而荒诞有加，从而使小说逊色不少。
邹思湘写于2013-2014
结语
千淘万漉虽辛苦 ，吹尽狂沙始到金
邹老师虽至暮年
却仍风采依旧，始终对生活充满热情
值得我们动医学子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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