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君拯，1922年12月25日出生于上海，是我国著名农业工程学专家，我校农业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1946年毕业于上海国立交通大学，1950年7月到南京金陵大学农业工程系工作，1952年院系调整，被分配到南京农学院工作。学校几经变迁，潘先生历任南京农学院农业机械化系教研室主任、镇江农机学院农业机械化系系主任、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院长。先后担任第三、第五、第六届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曾任第一、二届江苏省农业工程学会副理事长。1991年7月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主持“我国南方水田土壤的流变特性”获国家教育委员会科学进步三等奖（1991）、“水田土壤流变模型及其应用”获国家教育委员会科技进步一等奖（1997）。
战时坎坷求学路
潘先生的父亲毕业于北洋大学堂医学校，是中国较早的一批大学生，后行医为生。在父亲的熏陶下，潘先生自小便十分热爱学习，就连父亲做教员时的英文版代数课本，也要拿来仔细阅读。天资聪颖加勤奋进取，潘先生的学业从小便在同龄人中出类拔萃。
动荡、战乱的时代和并不富裕的家境没能给潘先生安心求学的机会，仅仅上小学他就三次转校。因为在战火中成长，潘先生从小便关心社会和国家的命运，这也为日后参军埋下了人生伏笔。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际考入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为逃避战乱，潘先生曾中断学业离开上海到浙江莫干山，近一年后再返回上海读书。1941年夏，潘先生从江苏省立上海中学高中毕业，同年考入上海国立交通大学机械工程系。
1941年12月，日寇占领上海国立交通大学的校区，上海和很多大城市一样，已都处于水深火热之中。1942年正月初七，拖着简单的行李，正值青春年华的潘先生跟随大家一起跨出校门，何去何从，难免心生茫然。
为了继续大学学业，潘先生南赴浙江大学龙泉分校借读，在龙泉约3个月，晴天跑警报，雨天上课，又因金华沦陷，他奔赴远在西南的上海国立交通大学重庆分校追寻自己的梦想。从浙江，经福建、江西、广东、湖南、贵州，最终入川，历时5个月，行程8千里。西迁途中，遇到鼠疫流行、眼见平民死于日本飞机的轰炸、目睹宪兵欺压百姓，在江西瑞金患恶性疟疾，幸得同道顾乃仁和李崇道相助。真是一路艰辛，但这也锻炼了潘先生吃苦耐劳的意志。
抵达重庆时，日军攻陷贵州独山，直逼贵阳，危难关头，潘先生从国立交通大学休学，响应国家号召，志愿从军，赴四川璧山201师入伍。抗日爱国的思想裹挟着一颗年轻火热的心，潘先生在1944年12月13日的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为志愿从军告全国同胞书》。就此，潘先生从一名风华正茂的大学生转换成为一位准备好随时为国捐躯的军人。一年后，战争结束，复员，潘先生再次踏入上海国立交通大学完成学业。
求学之路历经风雨，荆棘遍布，潘先生却乐观向前，对国家的命运充满信心。不管是选择远赴西南求学，还是主动参军，都展现出潘先生为“中华之崛起”所做的努力，潘先生不畏艰辛的求学精神值得当代青年人传承。
工作曲折不失志
潘先生学识渊博、功底扎实，工作的几十年时间致力于我国农业机械化科学技术事业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即使经受文革磨难依然不屈不挠，始终以满腔热忱投入祖国的建设中去。
1946年4月，大学毕业的潘先生先在上海西南金属器材厂工作，两年后到上海招商局，在此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英语和日语。
东北解放后，怀着支持国家工业建设的愿望，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他辞去上海的工作，不畏路途遥远，孤身奔赴千里之外的沈阳东北电器工业管理局工作。东北冬天严寒，潘先生罹患疾病不得不离开，1950年7月返回南京，就职于金陵大学农业工程系任讲师，也正是在金大与妻子相识相爱并结婚。从此他的人生就与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的发展结缘。
1952年院系调整，金陵大学农业工程系与中央大学农业工程系合并，组成南京农学院农业机械化系，办学地址在丁家桥。不久，为了响应毛主席农学院搬到农村去的号召，于1958年搬到卫岗，一个学期后又离开卫岗搬到铺镇，改名为南京农学院农业机械化分院。1970年10月，分院迁往镇江，并入镇江农机学院。1981年镇江农机学院成立农业机械化系。1985年，该系整体迁回南京，在浦镇成立南京农业大学农业工程学院。潘先生随着农业机械化系辗转多地，院系调整后他先后担任教研室主任、农业机械化系系主任、农业工程学院院长。
大跃进开始后分院停课大炼钢铁，不久学生和老师都下放到学校江浦农场，白天劳动，晚上上课，饥饿困扰着师生们，艰难撑到1962年回校复课。之后，潘先生迎来了三年短暂的黄金时期，因工作突出先是被委派到南京政治学校学习，结业后又于次年春天到上海华东社会主义学院学习，学习尚未结束又被学校紧急召回参加江苏省第三届人民代表大会。
1965年秋季开学后，潘先生被分院委以重任派往武汉，协助武汉军区推广分院研制的“南农二号”插秧机，同行的有教师李伯珩和木工张师傅。他们先在焊桶厂完成试制，后带着样机到姑嫂树农场做试验，当时正值冬天，他们不怕严寒，赤脚下田记录每穴秧苗株数，试验非常成功，原本打算批量生产50台，又追加了40台。为更好地推广应用插秧机，潘先生让分院派遣15名学生到武汉参与工作，分赴朱湖农场、洪湖农场和大同湖农场。潘先生的成绩得到了武汉方面的认可。
“四清”运动开始，潘先生随分院的师生来到苏北，被分派到射阳县兴桥公社清华大队工作组，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根据潘先生回忆，看着批判“海瑞罢官”、红卫兵揭四类分子的屋瓦、满大街贴满大字报，他感到困惑。更为严重的是当9月份从苏北返回学校时，看到学校的大字报上，自己的名字赫然在列，头衔竟是“权威的权威”。厄运从天而降，潘先生被抄家、审问、批斗、拷打、下放五七干校劳动、险些被红卫兵殴打丧命，因长时间未见妻儿，15岁的儿子思父心切孤身骑自行车100多公里去探望父亲。命运给他的种种磨难非但没有从肉体和精神上压垮他，反而淬炼了他坚定的意志，千锤百炼虽辛苦,吹尽黄沙始到金。
苦难之后，终会迎来希望的曙光，1972年1月还没有“摘帽”的潘先生从镇江滆湖农场重返校园，揭开了人生的新篇章。已年届50岁，多少光阴被蹉跎，潘先生抓住这一难得机会紧锣密鼓地投身到工作中，一边教书，一边做研究。潘先生参加课题组、设计仪器、检验仪器、参加学术研讨会、实地调研等，光阴过得飞快，恨不得一天变成两天用。即使摔倒胸椎骨折，在木板床上躺了一百天也没歇着，躺在床上校对Bekker的《Introduction to Terrain-Vehicle Systems》译稿。伤愈后的他拄着拐杖上课，一天也没有耽误教学工作。
1985年潘先生跟随农业机械化系从镇江迁回南京，并立即着手建设农业工程学院，也就是如今的工学院。斗转星移十五年，再次回到浦镇，物是人非，令人唏嘘不已，任农业工程学院院长的潘先生面对的是捉襟见肘的经费，仅有二三十个教职工队伍，不仅人少而且学历普遍偏低的师资队伍，一切只能从零开始。潘先生说：“许多年没有摸书了，质量可想而知，所以第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教师队伍建立起来。”学院重建事务庞杂，千头万绪中他把师资队伍的建设和研究生的培养作为抓手。潘先生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培养的研究生的名字籍贯和工作、家庭状况，可见他对学生的关心和爱护。
勤耕讲台半生，桃李满天下，潘先生努力于农机教育事业，为基层农机站输送了大量专业人才，推动了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发展。他清楚地认识到国内农业机械化水平与国际发达国家之间的巨大差距，在1989年4月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潘先生等代表提交议案“在发达地区有计划地实施农业机械化”，以期得到政府重视，对农业机械的研发、制造和推广加大投入。正是经过以潘先生为代表的一代农机人的努力，我国一步一步向实现农业机械化的目标迈进。
从入职到1992年退休，40多年间风云变幻，国家形势的剧变带给潘先生大起大落的曲折人生，其间有困惑、屈辱、苦难，也有尝遍艰难的豁达，只要有机会，他都会用饱满的精神和满腔的热情投身到我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的人才培养、技术推广和科学研究中。
投身科研持匠心
做学问要顶天立地，顶天意为对接国家战略，立地意为对接社会需求。潘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土壤力学，主要研究方向是水田行走装置。土壤力学的研究在我国很长时间都比较热，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而农业机械化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水田问题，一个通俗的名字叫拖拉机下水田。江南水田多，与旱田相比，农业机械的作业条件要更恶劣一些。20世纪50年代到60年代初，我国的拖拉机主要是苏联引进的，基本是履带式拖拉机，比较笨重，下不了水田。到70年代中后期，在用传统的力学理论来研究土壤力学性质的同时，有人采用另外一个角度，即从流变力学的角度开展研究，因为水田土壤和旱田土壤不一样，水田土壤是黏性土，而且含水量比较高。潘先生这方面做了非常系统的工作，他是我国最早研究水田土壤流变学的学者，在世界上也有一定的影响。
潘先生重视理论研究和生产实践相结合，他常年穿梭在水稻田和实验室之间。潘教授在谈及自己的研究工作时讲道：“学校里学的东西有限，你要自己学很多东西，那你怎么发现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通过实践。”据潘先生介绍，他在镇江滆湖农场种了2年水稻，对水田的土壤特性有了很深的了解，他发现自己光脚站在水田里，会慢慢陷下去了，一直沉到硬底层，但是农村出身的有下田经验的人走得快不会沉下去，还没来得及陷下去就已经往前走了，还有些女的体重较轻，在收割水稻的时候不会陷下去。在滆湖农场的劳动经验引发了潘先生的思考和研究兴趣，促使他用流变学理论研究土壤力学。
科学理论的研得并非只靠一朝一夕的努力，潘先生关注流体力学领域中的水田土壤流变这一个课题达十多年之久，即使退休了也勤勉学习、笔耕不辍。为了更深入地表达水田土壤的流变性，年近70岁的潘先生自学模糊数学，并开创性地采用模糊聚合的分析框架。一开始的研究并不成熟，论文总是被退稿，潘先生没有放弃之意，凭着“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为学精神和不懈努力取得了重要的研究成果，在《Journal of Terramechanics》发表了10篇文章。
潘先生从没有止步于纯粹的理论研究，他深知推进农业机械化需要将理论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他设计的“链桨式水田行走装置”“鱼苗计数器”“刀盘式刈禾器”均获得了国家专利；还设计了“水田土壤外附力内聚力测定仪”“水田静载承压仪”等，其中“水田土壤外附力内聚力测定仪”获全国机械工业科学大会奖。
退休后的潘先生除仍心系农业工程专业领域的研究外，凭着扎实的英文功底通读并且校对中国社科院的《剑桥中国史：中华民国卷》，亲自翻译了《剑桥中国史》的民国史部分。
顶天立地、潜心研究、沉得住气、追求极致，这不就是我们一直提倡的“工匠精神”吗！
光阴婆娑，岁月更迭，从帅气到蹒跚，潘先生的一生是不懈耕耘的一生。功名等身未有骄慢之态，经受冤苦也无自怜之色，眼前的这位95岁的老人呈现给我们的只有看透世事变迁之后的淡然。
源自校报第89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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