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介绍
包鸿俊，男，生于1931年，江苏南京人，教授，从事兽医药理与毒理的研究，1953年毕业于南京农学院兽医专业，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从事兽医药理学教学、科研工作40年以上，1980年后又承担新学科——兽医毒理学的教研任务，是国内这两门学科为数不多创建人之一。著作有《兽医药理学》、《兽医毒理学》、《兽医临床药理学》、《兽药手册》等；译著有兽医临床药理学与治疗学等等。参与大型辞书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中国畜牧兽医辞典、农业大辞典、兽医大辞典的撰写工作。长期从事兽药药理、抗寄生虫药的作用机理及新药探索、兽药特殊毒性的机理及应用等方面的科研工作。代表性论文有《阿卡普林降压作用机制研究》、《氰戊菊酯的毒性研究》、《氯羟吡啶的特殊毒性研究》、《遗传毒理试验中某些生化改变的意义》等。曾指导11名硕士研究生，完成的论文在日本血吸虫神经递质及遗传毒理中突变细胞生化调控物质变化的研究领域中均取得显著成绩。与组内其他教师联合完成的寄生蠕虫神经递质的研究课题。曾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三等奖，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委员会委员。
包鸿俊老先生
4月的南京已经很有几分夏天的气息，校园里梧桐也渐渐地萌发出了新芽，就在这么一个充满绿意的季节里，我们带着几分激动的心情来到西门牌坊，敲开了包鸿俊老师家的门，聆听包老先生的人生故事。
择一行，爱一生
1949年的南京，雨过天晴，终于在4月迎来解放的号角。然而，那年各大院校还是沿用了解放前的招生规则，每个学校自主招生，各个学校的招生时间也会岔开。出于对医学的热爱，包老师毅然决然的报考了国立中央大学和南京药专（中国药科大学前身）。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包老师一律选择与医学相关的专业，例如：医学院、畜牧兽医系等。幸运的是，这两个学校都录取了老师。考虑到国立中央大学是大学，而南京药专只是专科学校，老师选择了前者。本以为能顺利就读于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的包老师却阴差阳错的来到了畜牧兽医系。原本想着读一年就转专业，可是学着学着发现这个专业也很有意思，所以就这么坚持学下来了。没成想这一坚持，就是近一甲子的光阴。
当时的畜牧兽医系隶属农林学院，和医学院、新生院（内含工学院、理学院部分新生）一起在国立中央大学的丁家桥校区学习。当时校舍十分简陋，几间平房，基本概括了畜牧兽医系的教室、办公室、实验室和兽医院。入学的那一届，包老师所在的兽医专业仅10人，相较之下畜牧专业也就十几人一班。四年本科，中间又有2人退学，最后就只剩下8人毕业。
虽然当时畜牧兽医系的校舍简陋，生源匮乏，可是师资力量却不容小觑。系主任是兽医前辈、传染病专家罗清生先生，金善宝先生任院长，畜牧那边则是由知名牧草专家王栋先生带领，师资阵容强大，水平也高，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
第二排是教师包括教授、副教授、讲师、助教
这些现今听来学术界的大咖们，当年也是与学生朝夕相处，时而在讲台上侃侃而谈，时而在基层一线手把手指导，时而在运动场上与学生一同奔跑。
“那时候，整个院系人真的很少，教师少，学生少，打成一片。有时举办一个活动，经费由发起人找教师‘化缘’得来，首先得找‘慷慨’的老师，率先在本子上写了大的金额，后面的老师就得跟着出更多的经费。”包老笑盈盈地说，“那个时候，师生关系好，下午没课时，老师经常和学生一起运动，比如在院系平房前的广场打排球，我依然清晰的记得，罗清生老师虽然50多岁，但是球技很是精湛。”
那时的课堂教学和现在差不多。课程组成也还是解剖、组胚、生理、药理、内外产科、传染病等等，只是没有开设宠物相关的课程，那样的世代背景下也无宠物的概念。主要的实验动物也只是狗、兔子和蟾蜍。
在学生时代，老师印象最深刻的事就是三个暑期都去农村进行农业调查，1950年去山东，1951年去苏北，1952年又去了安徽。这本应该是农经系的学生负责，但当时祖国刚成立，需要充分了解我国农村的现状，所以所有与农业相关的专业的学生都要下乡调查，获取一些发展农业的材料。
“这是对学生的锻炼。通过和基层干部、农民打交道，自己的工作能力得到了一定的提高。”老师显得有些自豪。
治学严谨，事事笃行
1．从药物到药理
“留校是分配的，学校里也是商量过的，服从组织嘛。”老师回忆到：“我当时负责的是药理，但现在看来只能被称为药物学，因为主要讲的是药物作用，着重治疗、预防和剂量等，并不怎么说机制、机理，谈不上深入探讨。”
自从1953年毕业后，包老师就在张幼成老师手下做助教，做一些药物学基础实验，以应用为主。后来罗清生老先生发现该学科的发展很快，不能只停留在药物学基础上，于是派包老师去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系进修。当时上海第一医学院的药理学全国领先，办了许多培训班，培养出了许多药理学人才。非常巧合的是，王栋老师和上海医第一学院药理组张昌绍教授在从爱丁堡大学回国的路上同船相识，就为包老师写了一封介绍信，促成了包老师去上海第一医学院进修一事。
从1954年暑假开始，包老师去了上海第一医学院药理系进修，学习了药理学的基本知识，实验技术，研究思路。回校后，一个人既负责讲课，又负责实验。就这样，包老师让南农药理组实现了真正从0到1的飞跃。
南农药理团队的壮大，包老师功不可没。从药物学发展到药理学，他一直辛勤付出了40多年，除了日常的教学科研任务，包老师编写教材，发表著作等，留下了宝贵的文字素材。
最早各校教材不统一，教育部发通知，要全国统一教材，组织编撰《兽医药理学》，由当时华南农业大学在荷兰留学归来的冯淇辉教授担任主编，包老师应召参与编撰。这本书延续使用至今，是专业课的重要教材，并被定期修订着。“现在使用的《兽医药理学》主编陈杖榴，在当时还是助教呢。”包老师一边从书柜里拿出珍藏多年的各种书籍，一边笑着说。
早期有关动医药理学进展，临床药理学，畜牧兽医辞典，大型辞书等的编写，包老师都有参与。《辞海》及《大辞海》中有关兽医学的条目也都是包老师编写的。说到编书的事老师显得很高兴，还翻着书给我们指他当时负责的各个部分。
2．兽医毒理学的建立和发展
到了1980年，学校为研究生开设《毒理学》选修课程，后发展为本科生选修课。“因为在人医方面，毒理学和食品安全的问题都发展的很快，加上随着环保事业的发展，民众也关注食品安全，不发展很被动。”包老师小心翼翼的将书本放回书架，回到座位向我们娓娓道来，“一开始我们也没有经验，授课内容都是根据国外的参考书、人医参考书和兽医临床中毒情况自己琢磨的，对怎样发展没有把握。后来出现了一个机会，农业部发文要办一个兽医毒理学培训班，因为当时南农在药理、毒理上的开班还是比较早的，于是我们就承担了这个任务。正好当时有个校友李振钧，在美国农业部环保局（EPA）从事毒理学研究，是资深的毒理学专家。通过农业部联系，我们终于请到了这个老师。
培训班从1984年9月份开始授课，为期一个月，培训的对象是各个重点农学院的主要的药理学老师，以及一些药检部门的技术人员。有趣的是，这个培训班还吸引了一些医学院校和卫生部门的人员前来听课。当时的培训班留下了很多资料和书籍，充实了国内兽医毒理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对环境保护和食品安全也有一些贡献。
包老师告诉我们，从80年代开始，国内有了兽医药理、毒理的学术年会。一开始在上海举办，主要是药理学。各学校老师带着科研论文前来交流，每2-3年进行一次。84年以后发展为药理、毒理年会。老师回忆说：“从后期的几次会议看来，很多学校开始了对毒理学的研究。有关毒物的机理研究有一定深度。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在兽药的毒性、兽药的遗传毒理学方面的作用机理，其中一些指标的观察，最初是形态学，如染色体和基因的变化，但在遗传毒理、毒性的变化当中，我们也发现一些生化指标会发生改变。”
虽说老师一直在学科发展上劳心劳力，但也一直没有离开过讲台。当我们问到老师一直以来的教学理念时，包老师显得有些不好意思:“这个无非就是严格要求自己，认真备课、增加自己的知识，然后对学生循循善诱，培养学生的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没有什么特别的。”
自然而然，平淡出真知
现在，老师已经退休，日常生活中也有些类似于剪报的小爱好，一些有关兽药评审的会议也时常会邀请老师。“别人需要我帮忙，我就会去帮忙，有什么会议有时间就去。”老师很谦虚，也很务实，觉得自己已经退休很多年，虽然曾经是药理、毒理学科的带头人，但是也感慨“时代的潮流发展很快，很久没有好好了解新材料，已经跟不上学科的发展了。”实际上，任教多年来包老师一直都走在学科前沿，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奉献给了学科发展，当我们问到教书的时候休息时间会做什么时，老师很自然地说道：“编书啊。”
看得出来老师的生活一直过得很简朴，牌坊里几十平房子中的件件家具都留存着岁月的气息，包老师和爱人就是在这里度过了数十年。“原来的教学用房和实验室器材很简陋，都是一些基础的仪器设备。教研组老师都挤在一两间办公室里。”老师很感慨，“现在的条件好得多了。”
如今，老师虽然已经不从事教学工作，却仍然心系教学，“我们过去都是服从组织，自己努力发展。现在你们的选择很多，要明确自己的需求。认清自己的目标，不要迷失在社会的潮流中。要掌握时间，认真学习，有自己的奋斗目标。现在宠物很热门，但是我们学习兽医，不能把宠物当作唯一的出路，还有很多方向。老师也要对学生负责，不能马马虎虎过日子。要有自己的坚守，坚持搞科研，不科研，就没有发展，不看书，不查资料，就不能了解这个学科的发展情况。”
对于学校的发展，老师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现在国家发展好，提供了很好的条件，我们更要好好发展，兽医学科竞争激烈，各个院校都在奋发兴起。我们应该注重培养人才，要舍得花更多的经费在教育、科研方面；要形成一批有才有德学科代言人，带领一个好的团队，不断创新。”
在采访的全程中，包老师一直对我们说“其实我没什么可采访的，你们也不用给我写什么东西”“没什么特别的”“组织安排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样的话听来平淡，我们心里却很有感触。老师总是听从组织的安排，哪里需要他，就去哪里奉献自己，说起印象深刻的事，也总离不开在党的指挥下几次知识分子上山下乡，和农民同吃同住的事。“很多教材都送给了药理组了，我这边也没有啦。”他笑笑说。
很多时候一门课程或者说一个学科的发展不仅仅是靠一个人或者说几个人就可以做到的，相信像包老师这样的老先生还有很多，他们几乎把一生都奉献给了科学教育事业，并在自己的岗位上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交谈中，我们最敬佩老师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拥有多大的成就，而是他对这一切的淡然，他将自己大半辈子所做的事都视为自然而然、平常无比的事，但是我们却觉得这些都是十分了不起的事。包老师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地，在自己平常的岗位上锤炼自身，尽最大的努力把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做到最好，凭借着自己的热爱与意志，将这样看起来平淡的事坚守了四十余年。
老师书房
原文链接https://cvm.njau.edu.cn/info/1137/3487.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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