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崧生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七年多了，然而他对中国农经学科发展的杰出贡献，他对农经教育事业的满腔热忱以及他那胸怀坦荡、宽以待人的长者风范，是给我们留下的最珍贵的精神财富，并将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爱国者刘崧生先生一生有许多感人的业绩，但他首先是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1950年，当新中国诞生不久，他和当时许多爱国的留美学人一样毅然决然地冲破障碍，回到阔别五年的祖国，投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刘先生当时还是单身一人，已经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本来可以有各种选择：他有机会应聘到联合国组织去拿高薪；他在中大时的同学谢森中先生已经在台湾任高官，也邀他赴台高就；他也可以留在美国谋求发展。他如果作上述选择，肯定生活条件要优裕得多，但是他没有去，也没有留，而是选择了回归。当时的中国，虽然已经推翻了蒋家王朝的统治。但是由于历经14年抗战和3年内战，已是百业凋零，百废待兴，经济上十分困难。刘先生选择了回归，就是要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度那艰苦的岁月，一起战胜困难，重建国家。
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的感召，他从美国回来了，也正是这种精神的支撑，他在以后的数十年中，虽历经磨难，却无怨无悔。火凤凰1966年，当时担任农经系主任并兼任江浦农场第五作业区主任的刘崧生先生正带领师生在江浦农场实行“半农半读”，由于当时极左思潮的影响，他失去人身自由达数年之久。但是刘崧生先生在如此巨大的精神压力和肉体折磨下，并没有垮下去，也没有消极和消沉，仍然乐观地对待生活。在这场浩劫之后，他又站立起来，就像烈火中再生的凤凰一样，又重新振翅飞翔，而且飞得更高更远。
我记得在上世纪60年代末，刘崧生先生刚恢复自由，就带领我和王万茂老师以及胡敬煌、周齐汉等同学去江浦县汤泉公社余冲大队，帮助当地干部群众开展农村经济发展规划的调研工作。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季，我们一起住在生产队的库房中，睡草铺，点油灯，冒着寒风身背测量仪器，测绘全大队的地形地貌，和农民一起讨论各项生产指标和措施。刘崧生先生已经完全恢复了乐观向上的精神状态，全身心地投入调研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深受感动和鼓舞。他在农村调研活动的实践中站得更高，他已经在考虑农经学科和农经教育事业的未来和改革方向了。
其后，在刘崧生先生的指导下，我们许多师生，在全国很多地方陆续开展了农经调研活动，并在他的主持下，写出了关于农业经济教育革命调查报告，肯定了农业经济专业的重要性和改革方向，为文革后农经教育改革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教育家刘崧生先生在1954年担任南京农学院农经系副系主任，系主任由有中大民主教授之称的刘庆云先生担任。由于刘庆云先生年老体弱，实际主要由刘崧生先生负责系行政工作。刘庆云先生辞世后，他又接任系主任，直到1984年春卸任，由我接任为止，先后延续达30年之久。刘先生在长期的教学组织领导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教育思想和在农经教育工作方面的建树，也是留给后人的一份宝贵财富。
刘崧生先生在农经教育思想方面提出了许多系统的具有创新精神的见解，并在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刘崧生先生主张学习外国先进的办学经验，但更注重对中国情况的研究和消化吸收，而不是生搬硬套。刘先生早年留学美国，但他并不主张全盘西化，在上世纪50年代一边倒全盘苏化(全面学习苏联)的时候，他赞同要和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并多次带领师生深入农村进行调查研究。
他对农经本科教育提出了“三基”“四会”的要求，即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基本技能和会写、会说、会算、会做调查研究。这对于培养合格的农经人才起到了积极作用。
他认为农经本科教育不仅要增加学生的知识，更要提高他们的智能，即学习能力和思维分析能力的培养，这一点在新经济时代其重要性更加显现。
在上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刘崧生先生长期担任农业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和农经学科组长，组织领导了全国农经学科各类课程统编教材的编写和修订工作，为农经教材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刘崧生先生作为全国农经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之一，数十年来，他几乎领导和参与了所有农经专业重要的全国性的学术活动和教育改革活动，推动了农经教育事业的发展，也显示了他卓越的教育家的才能。
在数十年的教学实践中，刘崧生先生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农经专业人才，他们中许多人已经成为杰出的学者，或者已经在重要的岗位上发挥作用，成为社会的栋梁，刘先生是当之无愧的农业经济教育家。开拓者刘崧生先生是我国农经学界的领导者。他总是能够以他丰富的学识和敏锐的洞察力，站在时代的潮头，不断地开拓和耕耘，推动农经学科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刘崧生先生就编著了我国第一部《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教材，对我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作了详细的阐述，并提出了农业经济研究对象、农业生产的特点、规律等方面的重要观点，从而为我国农业经济学的教学和研究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对象问题在上世纪60年代是众多学者争论的焦点问题。针对当时是否把生产力作为农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问题，刘崧生先生提出，社会主义农业经济学的对象是研究社会主义农业部门的经济关系，是研究社会主义部门中诸经济关系的运动发展规律。
随着社会经济、技术的发展，农业生产将向规模化、机械化发展，即朝着现代化方向发展。虽然我国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实现农业现代化还只是一种目标和理想，但刘崧生先生以其敏锐的眼光和深刻的洞察力，从中国农业发展的趋势中认识到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必然性和重要性，以及农业经济管理在农业现代化中的重要作用。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刘崧生先生把农业现代化的内容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农业生产手段现代化，二是农业生产技术现代化，三是农业生产管理现代化。
农业生产关系改革对农村经济的发展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针对上世纪70年代江苏省苏南地区大部分社队实行了“专业承包，联产到劳”的生产责任制，并取得了良好效果的事实，刘崧生先生通过调查及时进行了理论总结，指出联产到劳、到户责任制不仅是治“穷”之道，也是致“富”的良法。
实行联产到劳以后，农村出现了劳动力的“离农”倾向，当时有人提出要限制与纠正“离农”倾向。刘先生及时指出：农村出现劳动力的“离农”倾向，不能靠“限”而应当靠“引”。在上世纪70年代提出这些观点，不仅表明刘崧生先生具有敏锐的现实洞察力，更显示出刘崧生先生对于解决我国农村生产关系改革中出现的重大问题的深远眼光，以及卓越的预见性。对于一个具有世界四分之一人口、资源相对贫乏的农业大国来说，粮食问题不仅是农业生产的问题，更是一个全世界关心的政治问题。刘崧生先生作为一名严肃的农业经济学家，他非常重视我国的粮食问题，认为这不仅是全世界面临的重大问题，更是中国需要长期予以重视和认真解决的大问题。他还对我国解决粮食问题的经验和教训进行了科学的概括和总结。
总之，刘崧生先生对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许多重大问题都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具有前瞻性的见解和论述，丰富了农业经济科学。
刘崧生先生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组织上也为农经学科的建设作了许多重要的开创性的工作。在上世纪70年代末，他参加了中国农经学会的组建工作，并担任学会的副理事长。随后与孙颔同志等筹组了江苏省农经学会，并担任了首届省学会的理事长。上世纪80年代初，他积极参加了中国学位制的筹建活动，招收了中国首届农业经济博士研究生，并担任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农经学科评议组的召集人，为推动我国农经学位授予工作的健康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崧生先生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十分重视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既勇于开拓创新，却又朴实无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
他为人谦和，待人宽厚。他处处以事业为重，却又淡泊名利，不计个人得失，对后辈竭力奖掖和扶持，充分体现出一种长者、智者的风范，永远是我们的表率。
本文作者系经管院资深教授顾焕章，文章原载于《当代江苏学人丛书》刘崧生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1.
源自校报第918期
当前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