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逢乱世“弃艺从农”，走上小麦育种路60余年初心不改，“小麦覆陇黄”是他一辈子的报国梦想。8月22日，国际著名小麦遗传育种学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刘大钧教授在南京病逝，享年91岁。“要学就学最好的”“看到国外先进水平，要为国家所用”——他为麦穗忙碌的一生，将被人们铭记。
14年坚持“磨”一麦
出身常州望族的刘大钧，家庭随着日军全面侵华陷入贫困，历经多次辗转辍学，仍抓紧一切机会求学。南京农业大学教授李群告诉记者：“1944年，在大学学习了一年艺术专业后，刘先生决定弃艺从农。在他看来，我国是农业大国，投身农业，就能为国家粮食增产作贡献，这也是最能直接改变国家和百姓命运的途径。”
1949年，刘大钧从金陵大学农艺系毕业，1955年被选派到莫斯科季米里亚捷夫农学院进修，一年后转为研究生，专攻小麦遗传育种。5年的留苏学习，为刘大钧开启小麦育种事业增添了底气。1964年，小麦品种研究室正式建立，刘大钧担任遗传组组长，开始一步步攻克小麦辐射育种的关键难题。
辐射育种变异很大，需要重复一次次的变离辐射，在成百上千个变异品种中不断观察分析。为了加快实验进度，刘大钧夏天把小麦拿到井冈山去播种一季，冬天拿回南京再播种一季。“尽管因政治活动常常不得不中断试验，但研究从未停止过，最终成功选育出了高产小麦‘宁麦3号’。”李群说。
经过多年多次试种后，“宁麦3号”自上世纪80年代初逐渐成为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主产小麦，为粮食增产作出了重大贡献。仅据1981年至1985年的不完全统计，5年间为国家累计增产小麦10亿多斤，为农民增收1.5亿元。从1961年开始从事小麦辐射育种研究，到1975年“宁麦3号”正式定名，刘大钧花费了整整14年的时间，堪比“十年磨一剑”。
大拇指比别人宽一截
“他常叮嘱我们，教学生，自己首先要本领过硬。”南农大教授吴琴生从1963年开始跟着刘大钧学习，对老师的认真印象深刻。“刘先生70多岁的时候，还在显微镜下做染色体压片，做压片必须用大拇指用力按住玻璃，所以他的大拇指比别人要宽出一截。他曾举着拇指笑言:‘如果你们跟我一样，功夫就到家了。’”
吴琴生说，刘先生常说“要看到国外先进水平，为国家所用”。1981年入学的本科生、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副教授翁益群说，刘先生每次国外访问回来，都要和组内师生交流心得，他还清楚记得先生从国外带回转基因用的基因枪资料。
1991年，刘大钧因年龄卸任南农大校长一职。他干劲十足地对学生说：“终于又回到田里来了！”刘大钧的学生、南农大农学院副院长王秀娥说，他保持每天早早上班的习惯，亲自在实验室做课题，外出参加学术会议；2005年前，年近80岁的刘先生还亲自去云南做了考察。
“做国家大课题，解社会大问题，刘先生亲身示范：在追求科学的道路上，年龄根本不是问题。”吴琴生说，上世纪70年代，刘先生关注到细胞遗传学的发展，南农刚复校，他就在一穷二白之中建立了细胞遗传实验室。上世纪80年代，国外的农业与生命科学研究已深入到分子水平，但国内农业院校几乎没有相关研究。刘先生不遗余力拓展实验室的研究领域，派老师到国外学习技术，邀请国际知名同行讲学指导。他带领团队，于国内最早引进并研究簇毛麦，在国际上最早发现其高抗白粉病，先后培育多种优质抗病种质材料，被美、英、德、澳、墨等国以及国内共50余家单位使用。1997年前后表观遗传学刚出现时，他便鼓励学生大胆尝试，紧追前沿热点。
“取法乎上，得其中；取法乎中，得其下；取法乎下，无所得矣。”刘大钧总要求学生将研究目标定得高一些，“要学就学最好的”，切忌坐井观天。
“我以学生为荣”
“先生上课旁征博引，妙趣横生，对每个学生的实验计划、试验设计和统计分析等都有具体要求，对论文、课题等逐字逐句提出修改意见。”翁益群回忆道。已是东北师范大学博导的刘宝教授记得，自己在南农大读博士时，刘先生校长事务繁多，但每周一次的seminar（研究生班讨论）很少缺席，他现在带研究生也深受导师影响。
刘大钧爱学生，书橱上除了摆放有儿孙照片，全是学生们从天南海北寄来的贺卡和照片。曾任中国农业博物馆党委书记的王红谊喜欢练书法，先生送其一本《临帖指南》。86级硕士生张杭回忆：“一年春节我去看先生，顺带去我的摄影习作向他汇报，先生大为高兴，取出他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购买的一套高级相机送我，嘱我用心拍摄，这套相机后来伴我十余年。”
但凡学生毕业，刘大钧总要骑车郊游送行。“这时先生穿着运动装，骑上他那辆变速车，登坡时还会与弟子们竞赛。”张杭说。先生关爱年轻人，即便收到远在新疆少数民族学生来信询问问题，他总高兴地亲自回信，并嘱咐立刻寄出去。
刘大钧常说“我以学生为荣”。他领导的学术梯队，先后培养了21名博士、34名硕士，他们中绝大部分已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有的还是国内外知名的中青年学者、学科带头人、国家攻关与“863”项目的主持人。
源自校报第86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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